王春业：《论赋予设区市的地方立法权》，《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 年第3期。
2018年跨行政区域法院改革未能被现行法律接受这一立法结果表明，惟有找到适合的宪法通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制度顶层设计，这一项改革才能顺利推行并实施。[14]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跨行政区划法院既不同于军事法院、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等专门法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在省、自治区内按区划设立，或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不对应行政区划的地方普通法院，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法院。
[28] 正是因为对宪法上的专门人民法院制度认识不清，再加上这一项制度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所以有一些学者和人大代表甚至建议取消专门法院制度。[27]然而，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现行宪法上专门人民法院制度的规范意义，并采用专门人民法院制度来落实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那么这一项改革不但不会违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反而正是对现行宪法所建立的专门人民法院制度的合理落实。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法院体系是根据行政政治区划而设立的，但是专门法院不属于任何地方法院，不需要按照行政政治区划设立，其所具有的全苏联法院的性质决定了其产生、设置和管辖权都是跨行政区划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苏联宪法为何要在普通法院体系之外建立专门法院制度呢？根本原因就在于通过建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来解决跨行政区的法律纠纷问题。
[30]最后，两审终审结束之后，如果当事人对最高法院巡回法庭的判决不服，可以通过再审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申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四）推进政府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
完善权责清晰、运转顺畅、保障有力、廉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大力提高执法执行力和公信力。加快推进突发事件行政手段应用的制度化规范化，规范行政权力边界人民共同自由的现实性在于遗传与环境决定了人与人的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的区别。关系契约之所以必要，在于契约内容的复杂性和契约跨越时间的长期性。
倡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斯宾塞在英国如日中天时，为无产阶级伸张正义的马克思连吃饭都成问题。此系列读书会起源于柯华庆教授在深圳大亚湾写作时与易永胜博士的交流，参加成员主要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毕业生。
易永胜博士指出，报告的思路很清晰，有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一个是实证的、事实的线索，也即中华新文明事实上是这样的，如对从孙中山到新中国到新时代这一新文明发展的历史的梳理。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是关系契约，其内容是从党领导人民通过暴力取得政权到党领导人民通过自我革命引导社会革命的方式来实现共产主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中华新文明的学统是科学精神，而中华古文明的学统是注经传统。
然后在权利模式下，通过自由合作建立了工商文明。在我看来，中国宪法学界所谓的实证宪法学、规范宪法学和宪法教义学只是经过伪装的政治宪法学。如果是少数人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进行统治，那就是寡头制。当然，在新中国坚持实效主义必然就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采取的是审慎的突破态度，绝大多数能用已有的还用已有的，对基本概念的突破是由于制度本身就不一样，不是为了突破而突破。一致同意要求合意，也就是交叉集，人数越多形成共同的交叉集的可能性就越小，每个人的一致同意原则使得国家契约论不可能成立。
我的优势在于思想是开放的、没有压力的，由此可以突破已有的窠臼。第三，契约论在经济上不可能。
新时代吸收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现人民民主法治，中华新文明逐步定型。我的核心方法实际是实效主义的方法，是一种从事实到规范的思维，既研究事实发生了什么，又研究事实中有哪些东西是正当的、应当长期坚持的。党的道德契约是指通过章程表达的意识形态认同吸收个体自愿加入，将全体党员凝聚成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整体。在我国的宪法文本当中，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描述，实际上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尤其是对专政一词的使用。又在伦理模式下通过等级式合作建立了农业文明。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而非道德的标准，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也应该追求道德才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中华新文明的政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古文明的政统是皇帝。虚构故事的能力让人类成为万物的主宰，并且为人类进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把一个国家看作一个人，人只有一个头才是正常的，谁见过多个头的人？。自由主义政治是民主贵族制，有能力的人在这种制度下享受了自由，获得了更多权力，资本主义政治通过分权制衡使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资本家控制了国家。
报告结束后，各位老师就报告内容进行讨论并提问，柯华庆教授一一做出回应。但从理论模型上来讲，意识到了程度之别，也必须要作出区分，从程度之别变成根本区别，这是无奈之举。
同时，现在的很多理论言必称中国特色也是不对的，完全特色的不叫理论，因为理论都是普遍的。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出现了偏自由的资本主义和偏平等的社会主义，最终偏平等的社会主义失败了（如巴贝夫所领导的平等派密谋），偏自由的资本主义获得了胜利。我认为，作为国家而言，政治权力应该最大的、不容挑战的。那么，接下来的第二点就是柯教授在报告中创造的新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甚至是革命性的。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领导党要有远大志向，要走法治道路，就必须要有比国家法律更为严格的党规来自我约束。现在的社会主义法治还没有完整独立的概念体系，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如果我们还要沿用资本主义法治的概念，那就只能困死。
共同富裕是物质层面上的共同自由，是共同自由的基础。比如目前学术界对于民主概念的界定，虽然有各种说法，但大致还是有相对比较核心的共识，在界定这些概念时可以修正但不能完全抛开。
可以说，应当承认社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独立的国家形态，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短暂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随着中华新文明的最终定型，在新时代将会有3.0版本的宪法确立明规则的党导立宪制：专辟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一国两制的关系，并且明确中国共产党由党章和党规进行规范。
十九世纪及以前盛行自由契约论，关系契约理论则是二十世纪的契约理论。五四宪法又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国家，删除了专政一词。对概念的认知不一样，是柯教授提出的党导立宪制很难与现在的政治学界和宪法学界产生有效对话的原因之一。我长期从事数学、科学哲学和逻辑学研究，坚持实证的科学思维。
现代社会主义是民主君主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节制资本家权贵，也被称为党导民主制。与霍布斯不同，洛克的国家契约论并不主张签约各方让渡一切权利给政治共同体，而是主张有限地让渡个人权利，国家仅仅具有有限权威而非霍布斯所称的无限权威，为资本主义的民主性及其政治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理论提供了支撑。
柯华庆教授回应道，这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我的基本方法论是从事实到规范。1949年，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就法治而言，中华新文明是党导立宪制，中华古文明是礼法并治。实际上，美国的麦迪逊和法国的西耶士都认为代议制不是民主制，而是一种贵族制或者说寡头制。